外需不足加上国内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增长的增长停滞，也就无法实现“增长与收入的分配良性循环”目标，日本经济因此难以脱离长期低迷的良性轨道。

日前，循环日本通过了首相岸田文雄提出的岸田“新资本主义”计划，目标是内阁实现增长与分配的良性循环，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和新冠疫情等不确定因素下，目标岸田政府要实现这一目标，恐难并非易事。实现

“新资本主义”与“增长与分配的增长良性循环”目标

6月7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岸田文雄提出的分配“开拓未来的新资本主义”实施计划与今年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开拓未来的良性新资本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增长与分配的良性循环，岸田文雄指出以增长为目标非常重要，循环将尽最大努力实现增长。岸田然而，内阁没有分配就没有下一个增长，只有正确分配增长的果实，才能实现下一次增长，重要的是如何实现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因此，新内阁将调动一切经济财政政策以实现增长与分配的良性循环。

增长战略的第一点是科技创新，作为带动增长的引擎被寄予厚望；第二点是“数字田园都市国家构想”，指向是高度利用数字科技实现地方经济的复苏；第三点是实现2050年碳中和目标，加大对该领域的投资；第四点是经济安全保障，主要是确保重要物资、获得重要技术以及支持高端技术的研究开发。

分配战略的第一点是提高工资以促进国民收入增长，把增长的果实合理分配给员工；第二点是以人为本，大力加强人的投资；第三点是以承担日本未来的“育儿、青年一代”为焦点，提升家庭收入。

但是，岸田内阁提出的增长战略与分配战略能够轻松实现吗？答案或许是不能的。因为，随着最近国际局势的突变与新冠疫情的扩散，日本国内各经济主体正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却迟迟得不到解决。

曾被骂成“鬼”与“狗”

在6月1日的日本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日本令和新选组的大石议员怒骂岸田文雄为“鬼”“资本家的狗”“财务省的狗”。

岸田此前明确表示，在目前的状况之下不会进行消费税减税，理由是消费税是日本社会保障非常重要的稳定财源，同时消费税减税会带来税收系统的变动，所需成本与准备时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但是，在乌克兰局势进一步恶化、新冠疫情扩散以及日元大幅贬值的多重影响之下，日本的消费者物价迅速攀升，日本超市的普通食品与饮料的价格近期平均增长了12%，8300种以上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用品价格都在上涨，日本普通国民的生活成本急剧上升。

骂他“资本家的狗”与“财务省的狗”，是说消费税并不是社会保障的稳定财源，而是资本家的稳定财源，日本的普通国民与小微企业被抛弃，而大企业资本家被优待。日本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在持续降低，为了填补企业所得税税率下降产生的空缺，消费税税率自1989年的3%升至1997年的5%，再到2014年的8%，最后是2019年升至10%。1989年至今，日本的企业所得税减少了192.5万亿日元（约合9.6万亿元人民币），与之相对的是消费税增加了263万亿日元，也就是说消费税增税的73%是用于填补企业所得税减少留下的空缺。结果是资本家企业的留存利润年年增加，自1989年的116万亿日元增至2020年的484万亿日元，增加了367万亿日元，而日本国民的收入则在年年下降，普通家庭年均收入的中位数自1995年的545万日元降至2019年的437万日元，年收入减少了108万日元。

企业投资越来越谨慎

就企业来说，日本的企业所得税负担在变轻，日本企业的留存利润在增加，但是日本企业的投资增长却极其缓慢，也就导致投资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其有限（近两年日本企业的设备投资都是负增长）。一般来说，企业留存利润增加使企业扩大投资的能力增强，日本经济曾经的增长主要也是得益于企业的利润增加与投资扩大。

但是，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再加上一直以来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以及乌克兰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金融的不稳定等因素的影响，日本企业面临新的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导致日本企业的经常利润以及利润率下降，使企业不得不进一步压缩员工成本，不愿意扩大投资，企业取代家庭成为了储蓄的主体，最终导致宏观层面的设备投资需求的萎缩。

更重要的影响是，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加速，日本企业在全球，特别是东南亚地区扩充并强化其供应链，使得对外直接投资远远超过了对国内产业的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增强了这类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但是也使日本国内产业空心化的问题更加严重。

居民收入下降与负担增加

就居民来说，日本长期雇佣制的影响衰落，非正式员工比例扩大，非正式员工的工资水平无法与正式员工相比，春斗制度的约束力减弱导致每年春季的员工工资增加越来越难，再加上日本各企业想方设法压缩员工工资，削减企业的人工成本，这就导致日本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进而影响家庭消费的增长。

再加上日本总人口的减少以及少子老龄化的进程加速，老龄化比例持续上升导致随之而来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费用的支出持续增加，这也导致对税金以及公共债务的增加，这极大增加了普通国民的税收负担。目前，日本的国民负担率已经由2000年的36%上升至2019年的43.8%，过重的税收负担以及社会保障负担限制了居民消费的潜力。

就分配而言，日本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男女之间、不同产业不同企业之间的薪酬差距依然巨大，同时，日本的资产所得之间的差距、地区之间、公立与私立教育之间的差距也在逐渐扩大，弱势群体的未来收入增长无法预期，也会制约消费增长。

政府债务问题越来越突出

就政府部门来说，随着日本人口少子老龄化的加速，社会保障费用的支出需求越来越高，这使日本的财政收支状况进一步恶化。目前，日本普通国债的余额到2022年度末将达到1026万亿日元，2021年日本的政府债务对GDP比例已经达到256.9%，为全球第一。财政收支的不平衡使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对政府债务的依赖度越来越高，会导致日本政府可灵活使用的财政资金越来越有限，这就难以发挥政府部门通过财政投资的扩大以带动民间投资增长的功能，也限制了政府部门以财政手段应对自然灾害及经济危机的能力。

同时，增长战略所提出的科技创新、“数字田园都市国家构想”、2050年碳中和目标的实现、经济安全保障要求的高端技术研究开发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这样大规模财政资金的需求，对日本政府以及日本国民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同时，这样持续增加的财政支出，并且是依靠发行国债来实施的财政支出的可持续性对日本政府以及日本国民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第四个“失去的十年”

曾经辉煌过的日本经济低迷至今。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三支箭”经济政策未能重新点燃日本经济的增长引擎，也未能达到预期的通胀目标。岸田文雄新提出的“开拓未来的新资本主义”执政纲领，能否实现增长与分配的良性循环？能否使日本经济脱离低迷的轨道走向复苏？

随着最近国际局势的突变与新冠疫情的扩散，日本国内各经济主体遇到的各种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日本正在面对的或许是下一个“失去的十年（2020~2029年）”。

目前日本国内的金融环境极其宽松，也就意味着企业的资金成本极其低廉，再加上企业所得税负担已经大幅降低，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之下，日本企业依然不愿意扩大国内设备投资。没有企业投资的扩大就没有雇用的增加，没有工资与国民收入的增加，没有消费需求的增加，也没有政府税收的增加，也就没有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的扩大，结果是国内需求不足。

同时，种种原因导致的外需不足使得日本的贸易收支近年来持续恶化，出口在负增长。外需不足加上国内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也就无法实现“增长与收入的良性循环”目标，日本经济因此难以脱离长期低迷的轨道。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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